来源：华尔街见闻

　　美国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Hartnett再认为，特朗普正在推动全球财政扩张，催生“新世界秩序=新世界牛市”格局。在这一框架下，黄金和白银牛市将持续，而当前最大的风险在于日元、韩元和新台币的快速升值可能触发全球流动性紧缩。

　　日元目前接近160，逼近历史最弱水平，兑人民币汇率创下1992年以来最低。Hartnett警告称，如果这些超弱的东亚货币出现快速升值，将导致亚洲资本外流逆转，威胁全球市场的流动性环境。

　　在资产配置上，Hartnett建议做多国际股票和“经济复苏”相关资产，同时看好黄金长期前景。他认为中国是其最看好的市场，因为中国通缩结束将成为日本和欧洲牛市的催化剂。

　　黄金有望突破6000美元的历史新高，而小盘股和中盘股将在利率、税收和关税削减政策下受益。不过，这一乐观前景的持续取决于美国失业率能否保持低位，以及特朗普能否通过降低生活成本提升支持率。

　　东亚货币升值构成最大风险

　　Hartnett指出，当前第一季度市场共识极度看涨，而最大的风险来自日元、韩元和新台币的快速升值。日元目前交易在接近160的水平，兑人民币汇率处于1992年以来最弱位置。

　　这些货币的快速升值可能由日本央行加息、美国量化宽松、日中地缘政治或对冲失误等因素触发。一旦发生，将引发全球流动性紧缩，因为亚洲国家为回收1.2万亿美元经常账户盈余而流入美国、欧洲和新兴市场的资本将出现逆转。

　　Hartnett给出的预警信号是“日元上涨、MOVE指数上涨”的风险规避组合。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这一指标，以判断何时退出市场。

　　新世界秩序催生全球牛市

　　假设日元短期内不会崩盘，Hartnett认为市场正在进入“新世界秩序=新世界牛市”阶段。特朗普正在推动全球财政扩张，接替拜登此前的做法。

　　在这一格局下，Hartnett建议做多国际股票，因为美国例外主义的仓位正在向全球再平衡轮动。数据显示，2020年代美国股票基金流入1.6万亿美元，而全球基金仅流入0.4万亿美元，这一失衡有望修正。

　　中国是Hartnett最看好的市场。他认为，中国通缩的结束将成为日本和欧洲牛市的催化剂。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德黑兰证券交易所自去年8月以来上涨65%，而沙特和迪拜市场保持稳定，表明该地区不会出现革命。这对市场是利好消息，因为伊朗占全球石油供应的5%和石油储量的12%。

　　黄金牛市远未结束

　　Hartnett强调，新世界秩序不仅催生股票牛市，也催生黄金牛市。尽管短期内黄金尤其是白银已经超买——白银价格较200日移动均线高出104%，为1980年以来最超买水平——但黄金的长期上涨逻辑依然成立。

　　黄金是2020年代表现最佳的资产，背后的驱动因素包括战争、民粹主义、全球化终结、财政过度扩张和债务贬值。美联储和特朗普政府预计将在2026年通过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增加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流动性。

　　过去四年，黄金表现优于债券和美国股票，这一趋势没有逆转迹象。虽然超买的牛市总会出现强劲回调，但可以认为黄金的更高配置比例仍然合理。目前美国银行高净值客户的黄金配置比例仅为0.6%。考虑到过去一个世纪四次黄金牛市的平均涨幅约为300%，黄金价格有望突破6000美元。

　　小盘股和经济复苏相关资产受益

　　除了黄金，其他资产也在新世界牛市中受益。Hartnett认为，利率、税收和关税削减，以及美联储、特朗普政府和Z世代提供的“看跌期权保护”，是去年10月29日美联储降息和11月4日特朗普胜选后市场轮动至“贬值”交易（如黄金、日经指数）和“流动性”交易（如太空、机器人）的原因。

　　Hartnett建议做多“经济复苏”相关资产，包括中盘股、小盘股、房屋建筑商、零售和运输板块，同时做空大型科技股，直到出现以下情况：

首先，美国失业率升至5%。这可能由企业削减成本、人工智能应用以及移民限制未能阻止失业率上升所驱动。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失业率已从4.5%升至8%，而加拿大移民大幅下降但失业率仍在过去三年从4.8%升至6.8%。如果减税被储蓄而非消费，将不利于周期性板块。

其次，特朗普政策未能通过大规模干预降低生活成本。主街利率仍然很高，如果能源、保险、医疗以及人工智能推高的电力价格未能下降，特朗普的低支持率将难以改善。目前特朗普总体支持率为42%，经济政策支持率为41%，通胀政策支持率仅为36%。

　　历史上，1971年8月尼克松冻结价格和工资以改善生活成本的做法确实奏效——尼克松的支持率从1971年8月的49%升至1972年11月连任时的62%。但如果特朗普的支持率在第一季度末未能改善，中期选举风险将上升，投资者将更难继续做多“特朗普繁荣”周期性资产。

【原创】文|汐溟 侯建勋

近日，笔者接到了诸多电影投资咨询当中，都涉及到类似这样的问题。投资方在参与投资某部影片后，发现合同相对方可能并非电影的联合出品方，从而对其主体身份产生质疑，同时再结合一些电影的第一出品方以及其他电影信息，便对相对方的联合出品方身份更加质疑，从而认为相对方虚构联合出品方身份出让电影投资份额，行为属于欺诈。

诚然，当相关主体发布了一些公开声明，致使投资方对合作相对方的权利身份产生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但具体到诉讼当中，还应以最直接相关的证据作为参考依据。

诸多影视公司出于商业利益考量，发布的部分声明虽然具有一定的公示效应，但其本身所能产生的法律效果却是有限的。我们知道，在司法诉讼当中，法院要认定一个公司是否为电影的联合出品方，应当参考的首要内容是该公司与出品方签署的底层协议以及电影局就相关电影作出的一些批示性文件。在司法审判当中，其他相关公司的声明虽然可以作为裁判依据，但当有充足的证据予以推翻的时候，该声明也未必会被采信。

甲与A公司签订了一份联合投资协议，协议当中约定，A公司系某部电影的联合出品方，甲支付若干投资款后享有该电影项目一定的净收益权。

协议签订后，甲按约支付了投资款。后甲发现B公司（业内某实力雄厚的公司）发表公开声明称外界假借B公司参与某电影项目之名，发布一系列众筹融资等虚假信息，并表明与该项目无任何合作，提请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

甲遂认为A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在诉讼当中，B公司拿出了电影联合出品合同以及省一级电影局对该电影增加联合出品方的批示性文件，以证明其联合出品方身份。

结合上述两份证据，法院认可A公司为某电影联合出品方的身份为真实的。同时，对于B公司做出的声明，法院认为，该声明系B公司的单方陈述，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无法确认该陈述的真实性。此外，该陈述并未直接指明发布虚假消息的是A公司，亦即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A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存在虚构B公司为某电影联合出品方的欺诈行为。

最终，法院认为甲不能证明A公司存在欺诈行为，遂驳回了甲撤销合同等诉讼请求。

该案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在于，对于一些知名公司或者实力较为雄厚的公司所发布的公开声明，作为自然人通常会更容易对其产生信任。但从法律上而言，所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均系平等的，对于一方在社会上发布的公开声明，当相关主体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或者推翻，法院基本不会采信该声明的内容。同理，仅有一方发布的单方声明，在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的情况下，若涉及到的主体又并非仅为一个，法院通常亦不会轻易采信该民事主体的单方声明。

具体到电影投资关系当中，能够证明相关主体为电影联合出品方的，最主要的证据应为该主体与出品方签署的联合出品协议，也就是业内俗称的“底层协议”。在存在真实的“底层协议”的基础上，再加上诸如电影局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所下发的批复性行政文件，文件当中包含相关主体的名称等，便基本可以对该主体的身份予以明确。